1987年12月15日，云南省广南县广南县曙光乡一个偏僻村庄内，眼见毒品“交易”即将完成，孤身潜入毒窝的缉毒警陈建军，果断对着面前的毒贩子们亮明了自己的身份。

  不知过了多久，当外面的缉毒警们赶到时，看到的是陈建军烈士怒目圆睁的遗体，他的右手仍就保持着握枪姿态，左手似乎想抓住什么，遗体之上还覆盖了一层白霜……

  1982年，随着中国边境毒品日益泛滥，对国内的长治久安造成重大威胁，云南省决定成立一支专业禁毒的队伍。

  成为缉毒警，吃苦受累倒还在其次，毕竟没有哪个公安是轻松的。这份工作真正困难的，还得是寻找毒贩并和他们斗智斗勇。

  1984年3月，砚山警局接到紧急情报，有人在平远街松毛坡村看到了被公安部通缉的沙全良。

  沙全良靠着贩毒攒下了百万身家，挣了这么多带血的钱，自然是公安机关重点抓捕对象。

  但这家伙很狡猾，狡兔三窟，沙全良每个省都不止“三个窟”，福建、云南等地的公安干警曾经布置过多次捉他的计划，结果每次都被沙全良逃出生天。

  警方接到情报的第一时间就组织队伍赶过来了，莫非这沙全良是有什么顺风耳不成，还是他会隐身术？

  又一次扑了空，陈志明感到有些懊恼，集结队伍准备离开，结果在此时被告知：“陈建军不见了！”

  原来，当大部队都从沙全良家里撤离时，陈建军却没有死心，仍然待在房子里面到处查找。等了一会儿之后，他听到沙全良卧室的床底下传来了细微的“沙沙”声。

  一听这话，陈志明的脸上顿时“阴转晴”，带着队伍前往沙全良家，成功将躲在床下地道里的沙全良给薅了出来。

  这是陈建军入伍以来立下的第一份功劳。三个月之后，他又顺利抓到了一个因为贩毒判20年，结果从监狱逃出来了的重刑犯。

  这家伙私藏了4支枪械和一大批的武器弹药，本来打算“制造中国第一血案”，结果还没动手就再次落网。

  随着警方打击贩毒的力度慢慢的变大，毒贩子们也慢慢变得狡猾，开始想尽各种办法逃避打击。

  敌变我变，缉毒队决定组织警员伪装成毒贩或者“老板”，潜伏到毒窝中去打击犯罪。

  这份工作是光荣的，也是十分危险的。毒贩子都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亡命之徒，什么事都能做的出来，卧底一旦被发现，势必会有生命危险。

  然而不了解什么时候开始，陈建军的形象就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街坊邻居们时不时的就看到他穿着个花衬衣、裤，脚穿一双人字拖，在大街上追着人家小姑娘到处跑，任谁看了都会骂一句：“流氓。”

  有些好心的邻居们看不下去了，找陈建军的爸爸陈世富告状：“你儿子可能得了精神病，赶快去找医院治治吧，晚了就完了。”

  然而，干了一辈子公安的老陈对此却并不在意：“孩子大了，自己的路就让他自己走吧。”

  陈世富能猜到自己的儿子为什么“突然变坏”，所以不在意，他的儿媳妇卿维维就不一样了。眼见好好的丈夫突然“学坏”了，整天吃喝嫖赌抽，发了工资不给家里，对孩子也不管不问，卿维维可以说伤透了心，直接跑到了警局里面去告状，还说要跟陈建军离婚。

  虽然在警局领导的劝解下，陈建军顺利度过了这次婚姻危机，但他知道，自己家庭的裂痕在短时间内是没有办法弥补了。

  陈建军当然知道，只要自己解释一番，妻子就会明白他这是在适应黑道生活，为将来的潜伏工作做准备。

  1986年8月 ，他顺利的打入了广南县南屏区的一处毒贩窝点，一战就缴获了足足293两的毒品。

  此后，陈建军又先后执行了22次卧底任务，每次都顺利完成。当然，期间他也不是没有遇到过危险。

  比如，在1987年5月围剿毒贩周荣云时，他和战友戚艳明就被6名毒贩子给包围住了。当时的战场纪律要求他们面对拒捕的毒贩时，只能打非要害部位，不能把人打死。

  问题是“交易”地点在荒无人烟的大山里，就算没击中要害，犯人也可能因失血过多而亡。

  好在，其中一个毒贩子突然选择了跑路，剩下五个人也没敢动枪，在拳脚方面不是警察的对手，接连被俘。

  在23次卧底生涯中，陈建军先后擒获19名毒贩，缴获了了50多千克的，荣立个人三等功一次。

  这种误解一直持续到了1987年年末。陈建军开始了他的第24次，也是最后一次的卧底毒窝任务。

  1987年12月13日，砚山警局得到消息，说毒贩子冯德国最近刚刚搞到了一批“货”打算出手，现在正在寻找买主。

  冯德国只能算是“小鱼小虾”，他背后牵连着一个叫做陶顺明的大毒枭，那绝对是一条“大鱼”。

  别看陶顺明只有36岁，也是一个“湖”了，10来岁就混黑社会，在当地经营了20多年，多次被抓进过监狱。

  陶顺明最后一次被捕是在1986年，刚关押4天，他就打晕了看守警察，翻窗户逃了出去。

  陈建军自告奋勇，以“贵州张老板”的名义联系上了冯德国，约他在砚山大旅社内见面。

  见面之后，操着一口流利贵州话的陈建军，通过满满一大袋子的“大人头”打消了冯德国的疑虑，并跟他约定两天后在广南碰头。

  12月15日早晨，陈建军独自坐着一辆客车前往广南县，并在当天中午抵达了珠琳镇的一家“贵州风味餐馆”，准备和毒贩接头。

  然而见面之后，冯德国却两手空空什么都没带。不管陈建军怎么旁敲侧击的询问，对方都只是在打哈哈。

  双方就这样喝到了下午四点，外面突然传来了一阵“突突突”的声音，只见一辆手扶拖拉机，不偏不倚的停在了饭店门口。

  来着是冯德国的弟弟冯再忠，他带来了陶顺明的指示：“这里人多眼杂，我们换个地方交货。”

  陈建军听后心里一沉，装作无事的问新的交货地点在哪。对方答曰：“到了了。”

  于是，陈建军和冯德国就坐上了这辆手扶拖拉机，一颠一颠的朝着未知的地点行去。

  三个人蹲在路边上抽了一根烟，冯德国确认后面没有“扣子”（警察）跟踪后，就让弟弟接着开。

  下午5点30分左右，拖拉机左拐右拐的来到了一个三面环山的偏僻村庄。陈建军被告知，这里是“小波么村”。

  交易地点定在了一个封闭大院农舍而的二楼，这伙毒贩十分的警惕，在院门口、一楼都安排了岗哨，如果有外人靠近，就会在第一时间示警。

  见面之后陶顺明表现的很急切，上来就要“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。”陈建军估摸着战友们应该还没有赶到，先以解大手的名义去厕所拖延了一会儿，然后才和陶顺明正式“交易”。

  当陶顺明亲自将他带来的放到称上，然后报出了13斤4两的重量后，陈建军迅速拔出手枪，用地道的不能再地道云南话说道：“不许动，都给我举起手来，我是公安局的！”

  陶顺明、冯德国等人对视了一眼，只能心不甘情不愿的缓缓蹲下，眼神一直在四处飘忽，寻找逃生的办法。

  陈建军轻舒一口气，退到窗边，拿出对讲机开始沟通外围。谁曾想，他连续呼叫了好几遍都没有一点人应答。

  原来，因为交易地点变更的太突然，外面的战友们没能在第一时间摸清楚他现在所在的位置。对讲机的功率太小，这里又有很多山挡住了信号，因此产生了足以致命的漏洞。

  本来，这种事情应该两个人配合的，组织上也曾打算让陈建军的老搭档戚艳明配合他行动。但陈建军考虑到第一次接头的时候只有自己一个人，如果现在多出一个人来会让毒贩起疑，因此决定单刀赴会。

  陶顺明眼见陈建军没能联系上外面的人，顿时来了精神，直接一个懒驴打滚扑向门口。

  出于纪律，陈建军没有直接开枪打他，而是朝着天花板开了一枪示警后，快步追了出去。

  陶顺明练过几年功夫，从房间出来后，直接从三米高的楼梯跳了下去，爬起来后握住附近的火药枪，转身对着正走楼的陈建军开了一枪。

  原本跟鹌鹑一样蹲在地上瑟瑟发抖的冯德国，眼见陈建军带着钱和毒品想走，赶紧叫上其他的毒贩子过来围攻。

  身为一个警察，陈建军没忍心枪毙一个老太太，哪怕对方锁住了他的脖子，也只是开枪打伤了冯母的大腿。

  也就这一耽搁的功夫，冯德国抄起一个木方板，对着陈建军的头部狠狠的砸了下去……

  当战友们赶到现场时，陈建军已经壮烈牺牲了。他头骨的三分之一部位粉碎性骨折，腹部也有17颗铁砂子，鲜血流了一地。

  陈建军的右手从始至终保持着扣动扳机的动作，就算掰直了，也会慢慢的弯回去。他的双眼也一直在怒视前方，母亲、妻子伸手往下擀，过不了一会儿却又睁开了。

  陈建军的母亲见状，轻轻地伏在儿子耳边说了什么，再次伸手往下擀，这一次，他永远的闭上了眼睛。

  当若干年后卿维维回忆此事时，眼睛仍然通红，说：“他应该是有牵挂的，按迷信的说法，亲人都到了，要不然就死不瞑目了。”

  大音希声，大象无形。来兮精魄，安兮英灵。长河为咽，青山为证；岂曰无声？河山即名！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加多